陈独秀服刑13年出狱后想回党工作，毛泽东对其归党提出三条具体要求，究竟是什么条件？
1927年初夏，武汉汉口江面烈日如火，陈独秀坐在租界小楼的竹椅上，遥望对岸的军舰炮口，心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权力的天平已然倾斜。四月政变的枪声隔着长江仍在回响，国共合作行将破裂，指责、质疑与误解迅速包围了这位曾被称作“南陈”的党首。
几年前，他还凭《青年杂志》把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带进中国青年的视野；在五四运动的街头，他高举《新青年》社论呼号“东京的樱花开了，北京的柳枝也该发芽”。然而到大革命最紧要的关口，他对工农武装的犹疑与对国民党“改造能力”的幻想，使中共中央在紧急会议上取消了他的最高职务。自此，“领导者”成了“历史错误的承担者”，旗帜还在风中招展，掌旗人却已易位。
失势并未意味着沉默。1932年10月，上海法租界的鸽子刚刚落脚，他的一篇《再论抗日与救国》便让国民党当局大动肝火。很快，宪兵堵住了弄堂口，以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将他押向南京老虎桥。1933年，法庭宣判13年监禁，后改为8年。入狱那天，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特意来“探望”。暗淡囚室里，他递上纸墨，“陈先生，可否题字？”陈抬头，只写八个大字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何应钦微微一笑，收笔而去。
铁窗并未隔绝世事。战报与报纸辗转送入，他在昏黄灯下批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之荒谬；也给旧日学生写信，“天下将乱，吾辈当思救国之诀。”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炸裂，南京仓促西迁，国民党需要表现宽宏，8月23日提前释放了他。
出狱后，他在南京夫子庙旁租了两间旧屋。戴笠派人暗示：“蒋委员长愿请先生出山，月奉一万大洋。”陈摆手：“我不欠他们债，也不做他们的旗子。”同一时期，延安方面托叶剑英秘密递来口信，随后带着一纸“复党”方案赶来，转述毛泽东的意思：“一要公开承认过去路线错误；二要断绝托派联系；三要遵守党的组织原则。”林伯渠劝道：“老陈，这是回家的路。”陈抬眼，淡淡回答：“后两条我无异议，第一条是叫我否定信仰。”
党内讨论并不平静。王明、康生坚持“托洛茨基支流必须肃清”，周恩来却主张“功过分开”。延安电波来回，终未取得一致。陈独秀将那纸“条件”压在书柜最底层，随后离开南京，赴武汉，再辗转长沙。
抗战阴云笼罩后方，他在长沙岳麓山脚为青年讲西洋文学谋生，一把旧皮箱装着手稿和药瓶。1940年到重庆江津，只剩两间土砖瓦房，菜园里种豆也种忧愁。某晚土匪撬门，笔墨、印章与数十篇手稿被掠走，他苦笑：“字可再写，志不容偷。”
1941年底，周恩来冒着轰炸从重庆城里赶来探视。简陋小屋里，周握住那双消瘦的手，“延安仍盼你回去。”陈摇头：“周公，路已分岔，强并无益。”窗外山风呜咽，两人对坐良久，无言。
长期哮喘和结石折磨他的身体，药费捉襟见肘，学生罗汉常划船过江送来几包山草药。医生建议手术，他轻声说：“若此身不能伏案写字，再活又有何趣？”1942年5月27日清晨，他于江津病逝，终年63岁。当地乡亲用竹轿将遗体抬往白沙井旁的小山坡，友人陶亢德题写木牌，草草安葬。
10多年后，1953年，中央有关部门发函照顾陈家后人生活起居，昔日恩怨终归档案。陈独秀的骨灰后来由家人移葬家乡怀宁的青山脚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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